安思远(马未都眼中的安思远)

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国宝在哪里

　　最著名的没有出土，而且不止四件：

　　大禹九鼎

　　十二金人

　　兰亭序真迹

　　和氏璧

　　传国玉玺

　　隋侯之珠

国内有哪些逃到国外又回国的宝藏？

　　2000年5月，由北京市文物公司以20，944，750港币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拍得一件“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清乾隆款) ，瓶高40.6厘米。此瓶原为圆明园中乾隆皇帝的观赏瓷器，是乾隆八年(1743年)由督窑管唐英亲自画样监制后进献给乾隆的创新之作。由于六方瓶不能上圆拉坯，成型困难，镂空要求极高，镂空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造中极易变形，成品率极低，故极为罕见，它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该瓶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洛克爵士掠得，原为一对，此为其中之一，现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另一只现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同期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保利集团还拍得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铜像。

　　2000年6月，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将一块彩绘武士石雕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浮雕高约113cm，武士身着戎装，顶盔贯甲，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顶部卧一凤凰，武士手握宝剑，剑尖指向牛口中荷花。整个雕像浮雕手法，表面施以红、赭等颜色加强主题的质感、烘托气氛，流畅的雕刻刀法、准确的造型及艺术色彩的运用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件浮雕为中国古代雕刻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甚至填补了北方地区五代史考古和雕刻史的空白。

　　2001年11月12日，从上世纪1990年代起到这一天，旅日华侨朱福元捐赠给故乡昆山的散失海外珍贵书画达到300余幅。这些捐赠的书画当中，有唐画 《加里加尊者像轴》 ，这幅画在全世界只有三幅，第二幅在敦煌，第三幅在法国；还有五代徐熙的 《牡丹图轴》 、宋朝的 《货郎图轴》、 《草虫图轴》 、元朝的 《三狮图轴》 等书画作品都堪称是中国书画界的稀世艺术珍品。

　　2002年11月，中国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 《研山铭》 是启用这一专项经费回归的第一件文物。2002年11月，流落在海外达三百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的 《研山铭》 ，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中国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同年，北京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以800万元购得 《 孔子弟子像》 (手绘善本)和以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的990万元购得 《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

　　2002年5月，香港实业家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春季拍卖会上拍得了一件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2004年2月15日，张永珍将之正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件文物受到了国宝级待遇。此前，这件瓷瓶在前任主人家里一直被用作台灯灯座，为了保证“灯座”稳定，瓶里还被灌入了大量的泥沙。张永珍表示，当初拍下这件花瓶就是觉得“中国的好东西不能再在外面漂泊了”，而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是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家\"”。

　　2002年6月5日，旅英华人陈俊先生在伦敦将一件明代绿色琉璃瓦制品捐赠给中国政府。这件文物一百年前被八国联军之一的英国侵略军从北京皇宫里掠夺走，后以拍卖方式流入民间。当古董商准备再次拍卖时，陈俊先生抢先将其买下并捐赠中国政府。陈俊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既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一件国耻纪念物，我希望国内年轻人都能看到它。我们要教育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国家一定要富强，人民一定要齐心协力，读书的要把书读好，为我们的国家效力。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把这件文物买回来，只是一点心意，送给我们的祖国，我感到非常欣慰。”

　　2003年4月，2003年4月份，上海博物馆斥450万美元巨资，从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前文提到)手中购得 《淳化阁帖》 祖刻本的第四、六、七、八卷，在国内引起轰动。而450万美元的价格，使得 《淳化阁帖》 成为目前中国最贵的书画作品。 《淳化阁帖》 被誉为\"丛帖之祖\"，是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侍书学士王著，将秘藏在宫中\"淳化阁\"的108位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的墨迹420帖，分作十卷镌刻在枣木板上，然后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可谓是“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2003年7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将一批流失海外多年珍贵佛造像运作回国，并举办“中华遗珍重现北京”展览。2005年国家文物局下属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出资使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火顶洞观世音菩萨头像等2批共7件龙门石窟文物最终回归龙门。

　　2003年9月，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 博士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近700万元，购回流失海外140多年的圆明园猪首铜像。

　　2005年7月23日，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流失国外105年的天津塘沽大沽古钟回归大沽口炮台。大沽古钟铸造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曾被悬挂在大沽口北炮台(俗称“石头缝炮台”)。1900年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英军占领北炮台后，把铁钟作为战利品掠回英国。1902年这口铁钟被存放在朴次茅斯市的维多利亚公园。

永恒的明式——寿字纹圆背椅怎么练！

　　椅子历经三个多月制作完成了几个月前建成的厂房，专门给我们瞎折腾用边上还有一堆破好料的紫光檀，有空挑点用用。那时连个水泥地面都没有杠杠新的设备只是寂寞的等待砂光机还是处男呢看看美腿吧面边料干净利落椅圈改了好几次哦！攒活儿啦！发现了没？有了平整的水泥地面啦！还有位大叔自报奋勇义务负责吸地椅子开会，扇面也来露一小脸儿刺猬紫檀打的样板，还挺像那么回事。缅花材质的已下料刺猬紫檀的面板也漂亮啊！色彩匀称的配料

中国最古董的是谁

　　最初，中国人最多古董的人应该是皇室家族，爱新觉罗家族，我们历朝历代的重要古董都进入故宫，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是，当然，共和国之后就变了。

　　个人收藏家很多，民国时期很多人，现在的中国人以大陆开私人博物馆的（上海的刘益谦）、香港人、台湾人收藏家手里也很多。东南亚华人。

　　安思远是外国人，是个中国通，居住在纽约，家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大公寓，一屋子都是中国和亚洲文物，品质很高。

　　能够明确说最多的中国人是：爱新觉罗·傅仪

春华内阁职位现有内阁职位

　　令人兴奋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佚失的三则清人题跋，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跋，孔继涑、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现摘要如下：

　　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云：“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文，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缺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月山舟梁同书。”

　　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鲁。”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梁同书认为此帖系宋刻《阁帖》贾似道本。

　　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断定宋石的依据。

　　我们此次鉴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因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将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的细部特征与以上二本进行对照，拓本就像指纹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话，即可证明杭州文澜阁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 “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1333361303031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二○○七年四月写于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

以上就是由优质生活领域创作者 深圳生活网小编 整理编辑的，如果觉得有帮助欢迎收藏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