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庚子历史 坚定走向未来

又是庚子纪年时，适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义和团活动120周年，也是庚子纪年又一个循环之始。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站在新时期的高度，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巨大复兴的大业。

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近代以来的庚子纪年（1900），创痛尤巨，令人记忆深入。时人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批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期“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9页）。时为怀来知县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庚子西狩丛谈》，第164页）“致衣冠填壑，为千古未有之奇祸也。”（《景善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义和团活动》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页）

庚子年间产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痛地影响时局、也深入地影响历史过程的事变。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体察精微地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活动》一，第47页）

即使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关于庚子历史也充斥了灾害性记忆。“不管是作为旧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将永远被记住是北京外国公使馆被围攻的年份。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度的条约关系已阅历了一个甲子……”（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赫德以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大羞辱”（第75页）。“事实上，不正常的情形才是一切弊病的根源，这就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位置，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传教士也同样超脱了中国法律的约束，他们的到来促使各种流弊滋长；外国官员依据条约采用了其他处所闻所未闻的行为。”（第89页）这是英国人赫德的记忆。

其实，早在义和团事件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产生了列强侵犯中国的鸦片战斗。史料记录：“庚子年八月后，启明星伏不见……是谓当见不见，占为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并以英夷作乱，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阵亡为应验之证。”（不著撰人：《英夷入粤纪略》，《鸦片战斗》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庚子纪年无疑是一个深痛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第一个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斗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创开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祸”。“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鸦片一战，筹策失宜，藩障被创，未几协以谋我。继有庚申（1860）之痛，商约既订，复逞其威，嚇胁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难，卒于庚子（1900年）再演义和拳之变。畿辅失陷，衣冠塗炭。”所谓“自古以来宗国之变，未有庚子之惨且巨者也”。（陈陆：《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9页）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庚子伤痛的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从历史伤痛中觉悟奋起

然而，庚子之变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奋起。“庚子事变之影响，乃大起全国之激论。当年在事之剥落者，多留东京，宣传不遗余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4页）遭此庚子“千古奇祸”之后，国人广泛觉悟的时局快速形成，灾害中奋起的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精力，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庚子诗鉴》描写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隳，风尚漓，言攙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改革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8页）这个自夸为“躬历其境，固鉴中之一人”的作者深切地明断：庚子事变标记着中国历史性变更时期的开端。即使身为朝廷官员的吴永，也感受到庚子事变深入的历史影响：“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度，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庚子西狩丛谈序》，第2页）

客观历史过程表明，庚子岁月以惨烈和悲愤的结局落幕的同时，却急速地拉开了20世纪更为激越而壮阔的序幕。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公民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文章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令“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力，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明白地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亡国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94页）

庚子辛丑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期性话语，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庞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从此而始，由庚子事变而激起的革命风潮，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浸浸乎弥漫天下。当革命风潮层浪叠起，因果相生，集合以成高山滚石之势时，清王朝“成败兴亡之数”已然铸就！这一历史巨变的因果关联，与庚子历史在在相干。报刊评论《论政局倾轧之可危》道出了其中的关节：“庚子之役，数倍戊戌，酝酿至今，此意益深。虽事尚未形，而机已密构。夫既欲流人之血，则其事非一人之国力所能用，且祸患之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保，是非合朋党不可矣……”（《论政局倾轧之可危》，《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十六日刊，第四卷第19册，第9856页）

正是以庚子事变为转折，“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最终又成了清王朝的终结者”（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阅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实现历史性跨越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于庚子，中华民族的觉悟亦始于庚子。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是“神”的启发，而是人的启发，并且只能是人的启发。自鸦片战斗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夺国度独立、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倔强抗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路：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

然而，当我们超出近代庚子灾害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妄想，正在奋力进行新中国建设事业时，1960年又一个庚子年到来时，大洋彼岸的合众国际社发了一则电报，幸灾乐祸地说什么“鼠年的开端”：“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大陆说来，这将是有灾害的一年……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害是鸦片战斗，其成果除了个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产生了义和团起义，其成果是八国联军占据了北平。”针对猖狂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讽刺的语调评说：“美国宣扬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眼光不及老鼠，脑筋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想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斗，重举八国军旗。”在不断壮大的新中国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鼠年闻鼠叫》，《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的结局。

2020年，我们适逢新的庚子纪年。但是，时期已然不同，中国不再是百年前的中国，世界亦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尽管国际反华权势仍在竭尽其能，但是，我们阅历了庚子灾害的历史，我们也超出了庚子竭蹶的岁月。正是在历史的超出中，我们阅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期性跨越。

回望庚子，勿忘在莒；砥砺前行，走向未来！我们始终以文化自负的刚毅厚重面向未来，注视于中华民族巨大复兴的光辉。

（作者系南开大学出色教授、中国义和团研讨会会长）

相干浏览

起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义务编纂：刘星 排版编纂：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