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胡人

两汉三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胡人

汉武帝平定岭南后,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汉王朝使节从合浦、徐闻动身,带黄金、丝织品前往东南亚和南亚与当地人民开展贸易,互通有无。随着官方和民间的来往不断加深,这些地域的胡人也进入中国。从文献记录、考古出土的海丝舶来品及一些外来文化因素来看,两汉三国时代除外国使节经岭南到中原朝贡外,还有一些胡人到岭南合浦、贵港、广州等地生涯。这些人包含胡商、胡伎和侍从奴婢等。

一、胡人使节

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也是南亚和东南亚使节到中国朝贡的门路之地。从文献记录来看,两汉时代,南亚、东南亚国度多次到中国进贡方物。《汉书·地理志》载黄支之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至汉平帝时,王莽辅政,曾“厚遗黄支王”,黄支王则派遣使者“献生犀牛”[1]。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国“遣重译奉国珍宝”,汉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币”。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遣使者“朝贺”[2]。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3]。到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时,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4]。两汉时代由于受航海技巧的限制,海上航行多是沿海岸线行船。当时到中国朝贡的使者,应是循海到合浦,再沿南流江北上,或持续行船到广州,再北入洛阳和长安。从文献记录推断,两汉时代有不少外国使节经合浦到中原朝贡,在辗转期间可能曾在合浦做短暂停留。

二、胡商

合浦以其优胜的地理地位和便捷的水路交通网络,成为中国与海外国度来往的主要枢纽区。除外国使者朝贡取道外,当时还有一些胡商到这里从事贸易。从合浦历年挖掘的墓葬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2008至2009年,广西文物掩护与考古研讨所在寮尾墓地一座东汉晚期墓中清算出钠钙玻璃、焊珠金饰片、刻蚀玛瑙串饰和一件绿釉陶壶[5]。这件绿釉陶壶造型幽美,考古人员对釉色成分进行检测,以为其来自古波斯地域,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从异乡携带而来。墓主人生前可能是经营海外贸易客逝世合浦的番商[6]。

三国时代,合浦属东吴辖地。由于仅依东南半壁江山,孙吴十分看重经营海上贸易,自动派遣使者联络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同时也十分看重外来的胡商。据《梁书》记录,吴国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7],增强与这些国度的接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经交趾北上拜会孙权。“(孙)权问方土谣俗,(秦)论具以事对”。秦论拜会孙权后,并没有立即回去,而是在中国居住长达数十年后,孙权才让人送他回国[8]。《梁书》在记录东汉桓帝时代大秦王安敦遣使到中国进献时说“(大秦)国人形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9]。合浦与日南、交趾相距不远,两汉三国时,可能有不少像秦论这样的胡人到岭南经商。

三、胡伎

1999年,合浦凸鬼岭汉墓挖掘进程中,在M3发明一件十分独特的陶灯。灯座为怪兽,兽头似马,头上有弧形帽檐,身似人身,蹲踞坐地,双手下垂,脚有趾爪。兽背上有灯柱,上接灯盘(图一)[10]。有的学者以为灯座中的兽可能是熊[11]。也有学者以为这件器物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依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西南夷掸国曾到中国“献乐及幻人”,这些幻人“能变更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12]。从记录可知当时掸国进献一些歌舞和杂技表演者。合浦凸鬼岭汉墓人身马头托灯俑的原型可能是当时表演“易牛马头”的幻人[13]。国内类似的兽面人身灯俑还发明于四川三台新德乡东汉崖墓中。据简报描写此墓共有两件陶灯,灯座均为赤身裸体的兽头人身怪物[14]。四川与南亚、东南亚等国来往亲密,这些兽面人身灯俑可能也是受到异域文化影响。

图一 合浦凸鬼岭M3出土的兽形陶灯

至于胡人歌舞表演者,合浦汉墓出土的胡人舞俑为我们供给较为直观的形象。1975年合浦堂排M1出土一件胡人俑,椭圆形脸,大鼻小嘴,脸部肥胖,有络腮胡,穿着华美,衣服边沿饰波浪状花纹[15]。俑人站立,右手挥袖于背,左手残缺,身材前有一长条带状物,饰与服饰类似的花纹。俑人穿着讲求,神态祥和,似乎不是底层劳动者,与贵港、梧州、广州出土的赤身裸体蹲踞的胡人俑不同,显示两者身份的伟大差异。有学者以为这件胡人俑身前器物可能是竖琴,是胡人抚琴场景的再现[16]。细心视察可发明俑人身前器物长而薄,不见刻划琴弦,不似竖琴。且俑人一手收于背,不似抚琴状,似扬袖起舞。身前长而薄的带状物可能是残存的舞带或衣袖(图二)。相似的舞俑,还见于广州海珠区官洲岛花果山汉墓中[17]。堂排M1墓室范围与望牛岭一号墓接近,墓中还出土琉璃、玛瑙、琥珀等海丝舶来品和汉宣帝五铢钱。挖掘报告以为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人身份高尚,应是西汉晚期郡守级别的官吏。当时这些达官显贵家中可能有胡人艺伎,逝世后做胡俑殉葬。

图二 合浦堂排M1出土的胡人俑

四、胡人侍从

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M13b出土一件胡人托灯俑,俑人盘腿坐地,昂头单手托灯。类似的灯俑在广州汉墓发明多件。此外两广和湖南还发明头顶灯盘、双手扶头顶灯盘等造型的胡人俑[18]。其中以头顶灯盘胡人俑散布最广,在广西梧州[19]、贵港[20]、柳州[21]、贺州[22],广东广州和湖南常德[23]等地都有发明。关于岭南胡人俑的人种,黄展岳以为可能是印尼土著“原始马来人种”[24]。李刚以为大眼、鼻子高而大、多须,脸庞较窄且中部突出的俑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重要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孟加拉湾东北沿岸地域[25]。细心视察比较,依据面部特点,可以把这些陶俑分为两类。一种是鼻梁矮扁,眼窝不凹,无须或少须,偏马来人种长相。另一类特点较显著,高鼻深目多须,具有较显著的印欧人特点。1965年梧州河西淀粉厂(图三)[26]、1977年梧州市旺步化工厂[27]出土的陶俑属于前一类,这些俑人应是东南亚马来人种。可能是东南亚掸国、扶南这些国度和地域的胡人。合浦寮尾M13b、湖南耒阳M361[28]、广州汉墓M3026(图四)[29]出土的陶俑属后者,这类胡人可能来自南亚,可能是史书所载的“黄支国”“已程不国”等国度和地域的胡人。

图三 1965年梧州河西淀粉厂出土的胡人俑

图四 广州汉墓

M3026出土的胡人俑

这些胡人俑中,单手托灯或头顶灯盘的造型,很可能是他们手托物体、头顶搬运习俗的真实写照。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南亚孟加拉、印度等国目前仍有这样的习俗(图五)。当时来到合浦、广州、贵港、梧州等地的南亚、东南亚人可能保存他们头顶物体、盘腿坐地的生涯习俗,在汉代人的眼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行动,因而被当做艺术题材加以创作。

岭南胡人俑中,年代最早为西汉中期,出自广州汉墓[30],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胡人很早就来到岭南。从胡人俑散布规模来看,西汉中期仅发明于广州一地,西汉晚期到东汉时代散布更广,在广西贵港、合浦、梧州、柳州、贺州、桂林,广东广州、佛山[31],湖南耒阳、常德等地均有发明。东汉后期重要风行头顶灯盘蹲踞坐地的胡人俑。

文献关于胡人在岭南的记录,最早见于《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东汉末到三国时,苍梧士燮家族权势壮大,其本人为交趾太守,弟士壹为合浦太守,史书说他们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严无上”,出行则“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宣传,车骑满道”,且胡人侍从“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32]。从记录来看,当时这些豪强有来自国外的侍从奴婢,且达数十人之多。合浦、贵港、广州等地出土的曲腿坐地或蹲踞的胡人俑可能就是这些异域侍从奴婢的形象。

图五 孟加拉妇女

用头顶搬运东西

图六 1958年梧州云盖山汉墓出土的胡人俑

三国时代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录扶南海隅有人“身黑若漆,齿白如素,随时流移,居无常处”。又说有“瓮人”,“齿及目甚鳞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33]”我们注意到胡人灯俑中,有部分浑身黝黑,但残缺或划痕处为褐色,应是制造工匠特意在俑人身上涂黑,仿照真人肤色。这类皮肤黝黑的陶俑,可能是所谓的“瓮人”。

岭南发明的胡人俑中,大部分为灯俑。这些灯俑多是裸体跣足,形态拘束,眼光凝滞的形象,表明他们为底层劳动者,社会位置低,是岭南胡人中人数较多的一个群体。以往研讨可能疏忽这个群体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换中的作用。1958年梧州云盖山东汉墓出土一件双手合于胸前,作祈祷状的胡人俑,其表情安详,俨然一位忠诚教徒的形象(图六)[34]。汉末《理惑论》在岭南的涌现,以及考古发明一批年代为东汉到三国时代具有佛教颜色的文物(如贵港深汀岭东汉墓出土的“卐”字纹铜镜[35]、合浦汉墓出土的莲花形器[36]、三宝佩[37]等),或许与这些身份低微但对宗教十分忠诚的群体不无关系。

五、结语

两汉时代,岭南和南亚、东南亚等国除进行商品贸易外,还存在技巧交换。合浦大批玻璃器的涌现[38],贵港平南发明南亚常见的“碗式”炼炉及块炼铁冶炼技巧[39],广州[40]、佛山[41]、合浦[42]、贵港[43]等地墓葬中涌现西亚常见的叠涩穹窿顶,这些都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国度和族群之间的技巧交换。玻璃制造和铁器冶炼,涉及矿料筛选冶炼,熔炉筑造以及助溶剂和其他矿物的添加等多项庞杂的技巧,叠涩穹窿顶的砌筑涉及力学和建筑学知识,仅靠风闻或观摩难以习得,可能还须要外地工匠指点,甚至是师傅带徒弟,经过必定时光的学习,重复操作,能力控制。因此当时来到岭南的胡人中,可能还包含玻璃制造、铁器冶炼和墓葬砌筑等一批工匠。

上述论及的这些胡人,不必定只从事单一职业,更多可能是集数业于一身,既流动卖艺,唱歌跳舞,演奏乐器,表演杂技魔术,同时也从事商业贸易,制造珠饰玩物,贩卖奇珍异宝,或充任中介,进行翻译,沟通不同族群,推进中外贸易发展。这些外来使节、商贾、杂伎、奴婢,可能还有工匠等,都是音乐、艺术、文化、思想的流传和交换者,他们将异域文化输入的同时,又在不同的族群、地域和国度之间游走,流传中华文化,增进中外的文化来往和文明互鉴。

文章转自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大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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