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东亚病夫”一词的由来)

“东亚病夫”这个词很多人都很敏感。既象征了中国百年来的弱国形象，也隐含了一层外国人对中国人体质虚弱的偏见。但实际上，这个词的负面含义并不是起源于外国，而是中国人的发明，其本义并不包含侮辱性的成分。与其说是外国人侮辱中国的污言秽语，不如说是时刻警惕自己“胆气”的中国人所为。

考察“东亚病夫”一词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其内容的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东亚病夫”从一个鼓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一个关注人们体质的名词；第二次转型，“东亚病夫”从中性词变成了否定词。

“东亚病夫”一词的由来

1896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依然萎靡不振。英国伦敦出版的一份报纸称清廷为东方的“病夫”。同年11月，改革派创办的《泰晤士报》将英国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标题为《中国的事实》。整篇文章都在分析清廷的改革，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签订了《马关条约》。

文章痛斥清廷的腐朽堕落，指出旧制度已无法使帝国复兴，其中“病夫”指的是当时的清廷，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人或他们的身体素质。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鼓励清廷不要自暴自弃，即使战争失败了。如果能“革除旧弊”，“传播新思想”，大清帝国或许还有机会。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文化环境中，尤其是在英语世界中，“西克曼”一直是一个描述旧帝国国力衰落的术语，而不是针对中国的特定术语。在1896年《泰晤士报》翻译的另一篇英文评论中，中国、奥斯曼、波斯和摩洛哥被统称为“世界四大病夫”。这篇文章把这四个老牌帝国描述成垂死挣扎，就像绝症患者一样，对四国人民只字未提。

讽刺清廷和奥斯曼是“病夫”的漫画

相反，在当时的一些英文评论中，中国人往往被称为“野民风”、“异常勇敢”，这与现代语境中所谓软弱的“病夫”的含义完全相悖。所以“东亚病夫”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并没有贬损中国人的意思。然而，现代汉语词库中的“东亚病夫”一词却被视为“东亚病夫”

第一个变化:从鼓励改革的任期到注重体质的任期。

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文本翻译总是涉及文化语境的转换。19世纪后期，当英文“sick man”被改革者首次引入中文时，这个词的含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泰晤士报》是维新运动巨人梁启超创办的一份报纸。无论他翻译的是《中国的现实》还是《天下四病号》，他的本意都是把外国人的观点当成“他山之石”，用旁观者的观点说服国家改掉缺点，气壮山河，而不是刻意夸大外国人对中国的歧视，侮辱中国。

时代报

《泰晤士报》之后，梁启超、严复等进步知识分子都觉得“病夫”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于是在文章中经常提到要用这个有危机感的词来激励同胞。“病夫”一词进入中国的第二年，1897年，梁启超在一篇论述变法的文章中，将大清帝国描述为“病夫”，要彻底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治病”，并指出一些保守派盲目走老路，只注重研究军队制度，而忽视了机构改革。这样做的后果就像强迫“病人”用武器模仿“强壮的人”。

当时“病夫”的含义还没有突破政治层面，只是用来说明改革和改革的迫切性。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陷入绝望，思想变得激进。“病夫”的比喻也跨越了国家层面，从一个鼓励改革的名词变成了专指中国人体质的名词。翻译家严复和改革家梁启超在这一名词词义的转变中起了关键作用。

天堂的进化

严复作为翻译家，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态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政治、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受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接触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极大启发，将其翻译成《进化论与伦理学》，传入中国。受赫胥黎的影响，严复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政府之间的对抗，而是国民之间的竞争。所以“强国”首先要“强身”，体育锻炼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中之重。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急于救国，接受了“天论”的观点。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政治论著《新民说》开始改变“病夫”的概念，并将其扩展到国民身体素质。1903年发表的《论武功》一文明确指出，“病夫”一词不仅指清廷，也指大清帝国的人民。他指责自己的同胞卫生习惯差，身体虚弱，缺乏尚武精神，“死如病夫”。他大声喊道:

“希望同胞们练好筋骨，学会勇敢，变得筋疲力尽坐以待毙！”

梁启超

至此，梁启超在严复的基础上将“病夫”的含义从一个指国家状况的名词，变成了一个指中国人体质虚弱的专有名词。变法的失败深深刺激了梁启超。他认为制度改革已经不足以拯救大清帝国。全民必须从小培养强健的体魄，模仿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根据尚武精神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得救。

实事求是地说，严复和梁启超对“病夫”一词的改造，并没有加入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只是制造了危机感，持中立态度，用“病夫”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但在他们之后，“病夫”这个词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完全从中性词变成了否定词。

第二次转变:从中性词到否定词

梁启超的想法，虽然在文化界没有达成共识，但已经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体质确实有问题。借助舆论的传播，“病夫”的比喻深入人心。爱国将领蔡锷感受到许多同胞身体素质的弱点，公开形容中国人是“病夫”。维新运动支持者、民国时期著名体操运动员许在创办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时，甚至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为校训。

中国在20世纪初被瓜分了

当时，面对社会上铺天盖地的局面，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共识，他们希望用“丑陋”的方式——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以此来督促同胞们积极健身，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然而，虽然知识分子用“病夫”这个词来激励他们的同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侮辱性的术语。

“病夫”一词背后的另类价值很快被激进的革命者发现，他们断章取义地证明西方恶意羞辱中国人民病弱的身体，以此来刻画西方的傲慢，激发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对于激进的革命者来说，“病夫”的本义，或者说其敦促国人自省的内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侮辱性的词是“外国”说出来的。

1903年，同盟会成员陈天华发表《警钟》，他在书中说，外国人把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在外国受到歧视。《钟》试图通过利用外国人“丑化”中国人来唤起读者的集体屈辱感，从而唤起国人的团结意识，共同抵御外来的屈辱。虽然陈天华的本意是出于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但他的文章是杜撰的。外国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的概念，对于文章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没有事实依据。

此后，舆论形成了新的共识，将“东方病夫”理解为外国用来侮辱中国人的病态用语。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通俗小说《现代侠义英雄传》，以虚构的手段塑造了一个将中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强人形象。这个狂妄的男人最终被大侠霍元甲打败，成为中国人粉碎“东亚病夫”耻辱的典型象征。后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重复这个抵御外侮的桥段，最受欢迎的画面就是精武门里的李小龙。

至此，“东亚病夫”完成了第二次转型，从中性词变成了否定词。经过几十年的语义强化，“东亚病夫”已经和中国人的集体荣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它特别敏感的原因。

“东亚病夫”的历史意义

“东亚病夫”一词自不必说，最早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但这只是一个形容清廷萎靡不振的词汇，甚至带有鼓励清廷改革的善意。但在“病夫”一词完全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其含义经历了两次转变，从鼓励改革一词到关注身体健康一词，又从中立到否定，最后被理解为西方对其的态度。

梁启超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词的起源和发展，就会发现，在这个否定词的形成过程中，西方其实并没有扮演我们想象中的傲慢角色。“东亚病夫”这个概念的炮制，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和之后的中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可否认，“东亚病夫”这个词就像勾践的苦胆，味道苦涩，却有催人奋进的效果。不仅唤起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也激励着同胞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但是，在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后，我们不应该过度消费它，而应该还原它的含义，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个词，并借鉴它的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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