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错了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如何反思？

“反思文学”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推动这种“深化”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反思”。“反思”意味着作为“反思”本质的“理性”(具有自身的“批判”效率)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决定性环节，并使之成为一种可识别的突出艺术特征，从而与分享其题材却沉溺于表面的、愤懑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相区别。因为这种“理性”，“启蒙”一词随即问世，“反思文学”成为“新启蒙时代”的思想旗帜，是当时“新启蒙时代”以及后来被用来证明自己的话语来源。在列举的长长的名单中，“绿树”和“蝴蝶”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张贤亮和王蒙是那个时代的旗手。

1.1

自省/自省文学

“反思文学”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推动这种“深化”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反思”。“反思”意味着作为“反思”本质的“理性”(具有自身的“批判”效率)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决定性环节，并使之成为一种可识别的突出艺术特征，从而与分享其题材却沉溺于表面的、愤懑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相区别。因为这种“理性”，“启蒙”一词随即问世，“反思文学”成为“新启蒙时代”的思想旗帜，是当时“新启蒙时代”以及后来被用来证明自己的话语来源。在列举的长长的名单中，“绿树”和“蝴蝶”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张贤亮和王蒙是那个时代的旗手。

但以今天的眼光回头看，说得难听点，其实当年的“反思文学”大多没有最起码的“反思”质感，真正经得起推敲和权衡的反思作品少之又少，能引起多年后重读兴趣的就更少了。1978年以后，特别是建国(1981年)以来“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公布之后，“反思文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失去了效力，在历史上不再具有预见性和预言性。事实上，绝大多数“反思文学”的作者都在为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并深感荣幸。所以现在所谓的“反思”，更像是小学生给家长写的错误的“检讨”。例如，张贤亮在1984年1月写的一篇随笔中认为:“可以说，当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

1.2

思想内容

“反思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听话文学”的翻版，是对意识形态号召的一种响应，就像更早的“伤痕文学”在气质上有“文革文学”的韵味一样。虽然“检讨”可能是深刻的，但归根结底，它不会是笼统的批评，也不会是断裂的历史责难，更不会推进主导当代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认为所谓的“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这种“深化”基本上只有量化指标，很少有质变的临界尺度。比如洪子澄先生认为“反思文学”不如“伤痕文学”清晰。比如《错别字》(茹志泉，1979)作为“反思文学”的开端，从“鱼水关系”做了政治反思。与“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刘·，1977)相比，后者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引起了历史的联想。同样，《囚徒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工，1980)所讲述的“故事”，在叙事上着重突出了“悲剧”的爆发性呈现。就一般阅读经验而言，这个“故事”的悲剧力量显然大于思想的力量。虽然有强大的悲剧力量作为依托，但这部小说对大跃进历史谬误的反思和批判水平并没有明显超出当时民众思想认知的平均值，因为它的“反思”或“批判”运行在已经被权力当局清理的“当代历史叙事”的轨道上。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大部分“反思文学”看成只是体积增大的“伤痕文学”。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反思小说倾向于加长篇幅”，因为“常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因此，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了“反思文学”的共生现象。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反思文学”的思想内容，甚至对其“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给予充分的赞扬，但仍然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通过叙述灾难、揭示悲剧来激发人性和同情心是反思文学的原始叙事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反思”——那种理性支配下的历史重估和意识形态重建——基本不是它的首选。“反思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思文学”。说到底，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面对的“隐含读者”，是那些愿意且只愿意处于人道主义悲悯的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叙事方向和情感维度，甚至可以共同决定作家的思想高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多年后，同样是写文革悲剧的宋凡平如何意外死亡，摔断双腿，并得以把他高大的身躯放进棺材的故事(《兄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仍能在年龄和经历各异的庞大读者群中引起浩浩荡荡、剧烈的情感反应。虽然人道的慈悲是所有反思的重要入口，但它毕竟不是“反思”本身。虽然人道主义可能被视为一种“启蒙话语”，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新启蒙”仍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尽管人们似乎愿意将“反思文学”视为五四旗帜下的重新集结)，但五四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积累，未能促成这种“启蒙”。这样的“反思”对“启蒙”有什么好处？什么？

1.3

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得不说，从各方面来看，大部分“反思文学”仅仅停留在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水平，大部分作品并不耐磨。“反思文学”是否达到了“启蒙”本身的高度，成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其实早在1988年，就有人撰文批评“反思文学”，认为“当时绝大多数作品的血泪控诉多于理性批判，道德评判多于政治分析，个人品质过多，对周围制约机制的揭示过少”。原因是“武器陈旧低劣，批评缺乏应有的力度”。f所谓“过时的武器”和“软弱的批判”，从根本上质疑了“反思文学”的“反思质感”，因为它既不能提供新的方法(过时的武器)，也不能赢得新的胜利(软弱的批判)。所以，自然也就不再认为有启蒙的必要资格来开启一个时代的思潮。

当然，张贤亮、王蒙等少数作家是平庸的“反思”群体中的例外。绿树和蝴蝶就是这种“例外”的例子。

(未完待续:《绿树》和《蝴蝶》如何扛起反思文学的大旗)

作者:王侃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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