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西南方言网（在地理认知上与云南绑在一起的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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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风情李桂云地图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对媒体表示，贵州旅游业连续三年实现“井喷式”增长，游客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全国政协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李三奇也分享了贵州旅游业一年来取得的良好成绩。“全省接待游客9.69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71.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2%和33.1%”。

这就让人好奇贵州为什么火了。山的蔓延、多民族的特色、自然的美丽、文化的魅力、风土人情的背后，有哪些让人耐心思考的魅力？2019年3月，一卷《贵州本真风景》发布，呈现了“中国国家地理”团队在西南地区的探访和思考，将人们带进这座古往今来的生态博物馆深处。

经《中国国家地理》授权，以下节选探究贵州起源。

云贵高原不是一个整体

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贵州在人们的认知中往往与云南捆绑在一起，以“云贵”板块示人。国内有很多类似的组合，比如江苏、浙江、巴蜀、广东、广西、湖南。不是任何两个相邻的地区会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一定在地理或人文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把“云”和“桂”连在一起的，是它们共同的高原。为了公平起见，这个松散的高原被地理学家命名为“云贵高原”。

中国的陆地地形可以分为三个台阶，其中像“世界屋脊”一样存在的青藏高原占据了第一个台阶；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等平原丘陵地区是地势最低的第三阶梯。至于云贵高原，属于承上启下的第二阶梯。

云南不仅是中国的边疆，也是整个东南亚的地理纽带。贵州是中原与云南之间的重要纽带，两者相互依存，缺了它就会改写历史。贵州真实风景内页

纵向比较第二步其他板块，云贵高原在地缘政治史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与历史上长期活跃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相比，云贵高原长期以来一直是“异乡”。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活跃在这里的云南王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都披上了不同于中原王朝气质的神秘面纱。

历史上，基于云贵高原独特的气质，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一直被汉族人普遍称为“西南彝族”。显然，这不是一个尊称。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云贵高原最显著的地理特征。

从地理背景来看，民族文化丰富的云南，其实可以看作是几个不同地理单元的集合。横断山脉从青藏高原延伸出来，盘踞在云南西部。这座接收印度洋水汽的高山纵谷地形近乎极端，令外人望而生畏。虽然其内部山谷中的深圳生活网带破碎且相互分离，但就水热条件而言，也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一些民族稀疏地定居在这里，一些民族沿着这些山谷的方向南北迁徙，但他们很少参与山谷和山脉之外的世界，这是云南独有的

总的来说，滇西的山地和河谷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特征来看，都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横断山脉自北向南向下倾斜，海拔较低，地形较为开阔平缓。元江发源于大理南部。与澜沧江、怒江下游形成气候温暖、宜农宜渔宜猎的扇形河谷。然而，这个山谷的开口是朝南的，它与印度支那半岛的联系比mainland China要密切得多。除了滇西、滇南的高山峡谷外，以昆明、曲靖小盆地为核心的滇东高原起伏相对较小，与贵州所在的自然地理板块融为一体，汉族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更长。贵州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高原正是“云贵高原”的确切位置，比行政意义上的“云”省和“贵”省之和要小得多，如果需要进一步分析，可以将这一狭小的云贵高原进一步细分为“贵州高原”和“云南高原”。

与云南高原的复杂性相比，贵州高原是一个更完整的整体，但整个内部是分散的。根据定义，海拔500米以上、边界清晰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区，可以称为高原。有的高原顶面地势相对平坦，起伏不大，有的高原内部有较大的盆地型冲积平原。至于平均海拔1000米的贵州高原，虽然顶山相对高差不大(最高峰海拔仅2906米)，但山体紊乱，地形破碎，岩溶强烈，因此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河谷盆地一般都比较狭小。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适合农业生产、能承载大量人口的“平地”，始终是人们聚集、经济文化繁荣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山区，有平坦盆地的地方自然会成为其地理单元的中心。至于是否有机会成为更广阔区域的中心，往往取决于与地理单元内同类区域的横向体量对比。

虽然贵州的整体海拔低于云南，但这种微小的高差不会产生质的影响。真正影响他们历史地位的是平原的体积。在群山的切割下，贵州高原没有大片的平原。但相邻的云南高原比较平坦，有昆明、大理等大盆地平原，气候条件也比较优越。

正因如此，云南高原更有可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中心出现，进而诞生地方政权。从早期的部落联盟到鼎盛时期的南诏，云南高原的农业文明得到了高度发展，并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因为离中原太远，地方政权不容易被中原王朝征服。双方一直保持着多接触少较量的互动关系。直到蒙古人南迁，平衡才被打破，强大的“大一统”趋势压倒了当地的离心倾向。与生活在滇西高山深谷的原生民族相比，生活在云南高原的少数民族普遍人口较多，支系较为丰富。这是由于当代族群认同中的分类标准不严谨，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族群居住的房间更宽敞空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更高，族群繁衍性更强。

贵州高原的民族分布有明显的空分层现象，不像云南高原可以简单地按照地理单元划分。在一个小盆地中，从核心平原一直到上游河谷和边缘山区，可能同时分布着几个民族。比如黔东南流行的一句话——“汉人住巴特，侗族住水头，苗族住汕头”，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特点。显然，如果有选择的话，坝子是每个民族最渴望居住的土地，但每个民族的综合实力决定了选择居住土地的顺序。由于地形阻隔，居住在贵州的各民族始终难以凝聚在同一个向心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其实早期的夜郎等“国”更容易以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存在，客观条件不允许出现跨越多个地理单元的大政权)。缺乏政权组织的结果是无法抵抗中央政府的强势存在，只能避免住在山野，放弃有限的优质土地。

贵州高原的海拔和纬度都不高。除了地势崎岖之外，单就气候条件而言，其实非常适合耕种。只要农耕民族摸索出适合这种地形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很容易在这里定居。杨同荣

云贵高原纬度低，靠海。充足的降水和热量可以克服海拔高、土地稀缺的弊端，使农耕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云贵高原和北方的草原沙漠在“大中华”的视角下被视为“边疆”地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农耕势力的生存难度因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换句话说，中央王朝的扩张会被草原和草原上不同的文明势力所阻挡。即使取得了军事上的突破，以农耕为主的政权也无法在那里维持下去；至于属于农耕文明区的云贵高原，中央势力只要克服山川险阻，“疖子”就能在这里扎根。因此，虽然“战略价值”不大，但历代中央王朝并没有拒绝与这片偏远的高原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元、明、清三代征服云南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以桎梏治之——改土归流”的渐进变化，轻松掌控这片高原。在这种背景下，云南和贵州的地理文化差异导致了“地位”的差异:富饶的云南高原是征服者的目的地，而贵州高原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必经之路。明太祖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治理贵州作为开拓新疆的战略之一，目的是更加稳步地进军云南，实现对云南高原的有效统治。从此，贵州高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贵州作为西南战略通道的地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

流域地理枢纽

要了解贵州的地理，首先要了解贵州的水。

云贵高原是珠江的源头。南盘江和北盘江两条支流，深穿云贵高原，在高原以下的下部汇合，流向两广。而在贵州这一边的高原上，属于长江流域的陆地面积更大。苗岭位于贵州省中部，是贵州高原两河流域的主要分水岭。流域以北，牛栏河、横江、乌江、赤水河、綦江向北流入长江，而晋江、水水河、清水河向东流入湖南，属于洞庭湖。在分水岭的南面，南北两条“盘江”交汇，成为红水河，沿着今天的黔桂边境向东南流动。此外，还有一条刘度河，从贵州东南角向东流，汇入广西竹川水系。

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理想的长途运输方式。在南方的山区，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还有具有文化属性的人沿着水而来。从同一个地方(大江大河和大平原的下游)出发的人流沿着水系的分支向外扩散，同质文化以人类为载体向流域各处扩散。一条高质量的航道可以深刻地塑造和改变一个大区域的人文地理，这一点在湖南和江西这两个南方省份体现得淋漓尽致。湘江和赣江在三面环山、一面开阔的半封闭地形区，创造了高度发达、独立的流域文化地理单元。

贵州的地形正好相反。该流域将贵州高原切割成向外开口的小流域。通过水路的连接，连接内、外流域比同一个高原上的跨流域交流要方便得多。此外，大盆地的缺失成为自然中心，决定了贵州高原无法通过自然地理环境完全自发地形成单独的文化区。但如果反过来看，跨流域的区位也是交通枢纽形成的先天条件，路径的聚集和分散，赋予了贵州这个松散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

公元前3世纪庄入滇事件中，贵州首次进入“中央国”的历史。

公元前279年，秦国还没有称霸全国，但已经对六国势不可挡。秦国抢占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后，对手楚国的后方暴露在秦军的刀下，楚国的双线作战正面抵抗能力较弱。要想继续与秦国抗衡，就要利用其幅员辽阔的优势，从巴蜀南部的“未知之地”派出攻略，包抄秦国的“后方后方”。

水路是最传统的运输方式。贵州地处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主要水系由中部向北、向东、向南向外发散，是水运的骨架。卢希安艺术地图

楚江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历史上的。据史料记载，他率领孤军在水原西寻，进入云贵高原千山万水。沅水上游，今称清水河，发源于贵州中部，经武陵山、雪峰山，地势破碎，流入楚国腹地的洞庭湖平原。清水河-沅水水系虽然流经很多山区，但河流本身足够宽阔平缓，船只几乎可以通过整个流域。对于贵州高远来说，清水河是当地的生命线，人们可以利用水路从中原腹地直入大山。在几条起类似连接作用的河流中，清水河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条，也是深入贵州高原最远的一条。

然而，当时贵州高原地形复杂，气候寒冷，土地荒芜，并不是远征军的目标。由于迅速攻入湘鄂地区，然后一举灭楚，庄的行动失去了意义。这个孤军只能继续西进，在滇池到抚仙湖的“云南”一带找到了一块平地，定居下来，彻底断绝了与故土的联系。

庄入滇路线是贵州高原最重要的跨交通线路:出清水河后，沿苗岭分水岭西行，穿越北盘江大峡谷和黔西喀斯特地带，进入云南曲靖盆地。这条东西通道的价值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了征服云南，朱元璋提前将来自中原、湘鄂、江西、江淮等地的数十万明军及其家属安置在云贵高原上的重要“堤坝”上，建立守备重镇并永久驻守，稳步修建了进入云南的安全通道。

“护卫制”是明代军事制度的一大特色。它的本质是一种吸收中国历代经验，兵农结合、守寨的军事建设体系。军民严格分离，所有军属都应征入伍，战时划拨土地耕种自给。“卫所”去的地方，不仅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延伸，从人口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对它所生活的地方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曾经被中原汉人忽视的异族聚居地，逐渐被中华文化渗透和分割，“中央国家”对这片农耕背景同质的高原山区的本能，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之后，明朝直接在这个之前一直处于空白色状态的地方设立了最高行政体系，“贵州高原”真正变成了“贵州”。从贵州高原的“发现”到历史概念“贵州”的诞生，是随着中原与云南高原互动关系的升级而出现的，是对贵州历史地理位置的最好诠释。

假设庄能达到敌后奇袭的战略目标，他会怎么走？自然不会向西到云南，而应该翻过贵州高原中心的苗岭，向北转，顺乌江水系而下杀巴基斯坦；或者，渡过乌江继续向北，在大娄山脚下转向西北，进入赤水河流域，顺赤水河而下，挺进平坦肥沃的巴蜀中心。

这两大水系是贵州高原南北交通的主要命脉。乌江流域面积更广，航道更长，整个黔东北都是其辐射范围。然而，乌江干流两岸高山窄谷，河道内浅滩众多，严重干扰了通航能力。在最近的历史记载中，乌江的一些河段无法通行，人和货物只能通过陆路分段运输。当然，这在无意中促成了以思南为代表的几个大型转运港向重要城市的发展。赤水水道直入四川盆地中心，但水流较小，无法通过大型船舶。赤水总是沿着贵州高原的边缘流动。想进入贵州腹地，需要弃船上岸。

与贵州东西交叉路较强的过境属性相比，南北水路真正构成了进入贵州高原的交通主动脉和微循环网络。毕竟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贵州离四川盆地更近。语言是衡量一个地区地理属性的重要依据。在中国的方言划分中，贵州乃至整个云贵高原都与四川盆地同属西南官话区，与湘江流域为主的湘语有较大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在贵州高原融入“中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北方的四川盆地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正史中关于庄入滇的记载模糊不清，传说甚多。不过，不管历史上有没有真人真事，这个传奇故事至少让我们对贵州传统的交通状况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经过楚人对云贵百余年的探索，当时盘踞在贵州高原的“夜郎国”和“契兰国”重新出现在史书中。公元前112年，为了使珠江流域的割据政权投降南越，汉武帝将军队分为四路，开始南征。从地缘历史来看，“中央国家”以长江流域为基础后继续向珠江流域扩张是必然趋势。

南征前，汉朝使者在南越都城番禺发现一则消息:“只有蜀国出产柠檬酸酱(一种酒)，越来越多的人从城里偷夜郎。夜郎，靠近漓江，江光有一百多级台阶，足以行船。”据学者考证，这里的“厝河”是指贵州西部的北盘江，沿长江向南直达广东、广西，在穿越乌蒙山时，经北部的牛栏河、赤水水道进入四川盆地，或秦朝的“五池路”。这一消息印证了珠江水系上游具有航运价值，而这条路经过崎岖的贵州高原，串联起巴蜀、朱彝西南、岭南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区，使得南越的征服超越了灵渠的咽喉，为行军增添了另一个方向。

毗邻贵州高原平地的云南高原较少，依山而居是贵州人生活状态的主旋律。雷霆地图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汉朝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圈定了云贵高原上许多松散的政权组织，并将其纳入全球“王土”范畴，以扫除南下障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夜郎王无意中对韩说了一句“比我大”的话，正巧被历史学家抓住，成为流传千年的历史笑柄。问题是，这样的质疑与其说是因为傲慢，倒不如说是因为云贵高原的闭塞，让其对外界实在缺乏了解。深圳生活网事实上，在此之前，在云南的中国人已经问过韩大使同样的问题。就算一定要有人背“嚣张”的黑锅，也不应该是夜郎王一个人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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